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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摘】 方圆: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

(第一章 血色黄昏)
收藏日期:8/25/03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我乘坐的波音七三七飞机到达金边机场上空。舷窗外,天边可见一抹金黄色的夕阳余辉,晚霞浓浓,烟尘滚滚,整个机场笼罩在一片暗红血色中。
飞机下降得很平稳,着陆很轻。窗外的机场显得很清冷,几架中小型飞机稀稀落落散在不大的停机坪上。金边机场不大,四面环山,似曾相识。一看那不大的塔台,恍惚回到三十八年前,也是越战期间,我作为一名苦力,挥汗抢建贵阳磊庄机场的青春岁月。与贵阳磊庄机场相比,两个机场的面积接近,环境相似。只不过金边机场显得老旧,缺乏生气。
入境大厅也是冷冷清清。没有来金边前,听说柬埔寨的边防和海关很腐败,对进出境的外国人,特别是对进出境的亚裔很刁难,动不动就要敲竹杠,而且是狮子大开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在堪培拉就办好了柬埔寨的入境签证。因为是加急件,还多交了加倍签证费五十澳元。
为什麽要加急呢?原因是我六月十九日晚接到炳章的通知:二十三日前务必到达金边。飞机票倒不难订,一个电话就办妥了。但办理柬埔寨签证就碰到困难:签证官员告诉我,按正常程序,签证需三天时间才能完成。二十日已是星期四,六月二十一日是星期五,二十二日是周六,领事馆休息。为了在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我能拿到签证,情急之下,只得“加急”。
飞机降落前,空中小姐笑眯眯地给每一位旅客送来一张落地签证申请表。这张申请表,用英柬两种文字印刷,上面只有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地、出生日期、护照号码、航班、旅行目的、停留时间等几项。只要填好这张简单的表格,就可很方便在机场办理落地签证手续,费用仅二十美金(不到四十澳元)。早知如此,何必去办理“加急”?我直叹自己孤陋寡闻,当了一次傻瓜。
入境大厅的右侧有一张长长的柜台,那就是入境签证申报处。此时只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办理落地签证。看来,尽管柬埔寨简化了入境手续,但来到柬埔寨旅行的观光客还是不多。
边防和海关的官员对旅客都很客气,完全不像外传的那样蛮横刁难。对任何一件事,不论大小,都应“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可以讹传讹。
推开机场大厅出外的玻璃门,一阵夹着汗气的湿热空气和嘈杂声浪扑面而来。与厅内的冷清相反,厅外人头拥拥,十分热闹。接机的人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旅店和记程车来拉生意的人。
四五个记程车司机把我围住,争着为我拿行李。他们操着很生硬的英语,抢着指我看他们的车子和报价钱,我婉拒了他们,退进大厅。因为我是第一次到柬埔寨,所以在起飞前,早与王炳章约好,要等他来接机。
退入大厅后,打开手机,看看是否能在此漫游。还好,很快手机就出现了当地的讯号。我立即拨通了炳章给我的一个美国手机电话号码。行前炳章告诉我,他将带此手机到柬埔寨使用。想不到接电话的竟是炳章的女儿青燕。我还以为青燕也跟她父亲到了金边。一问,才知道青燕还在洛杉矶。青燕告诉我,这个手机是她的,本来炳章要带走,后来不知何故炳章改变了主意,仅是叫青燕为他传话。
我问青燕,是否知道她父亲在柬埔寨的电话号码?青燕告诉我,她不知道。我再问青燕,你不知道你父亲的电话号码,怎样为他转话?青燕说,她主要使用电脑舆她父亲联系。有时,她父亲也会打电话给她,问问有没有人找他?是谁找他?留下什麽口讯等等。
我请青燕立即告诉他父亲,我已经到达金边,正在机场等他。同时,按照我和炳章约定在失去联系时的通讯方法,打电话给我们这次行动的备用联络人――香港的陆杰先生。我在电话中请陆杰转告炳章,请炳章早点来机场接我,我在出境大厅等他。
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见炳章的踪影。我再次打电话给陆杰,请他催催炳章,我担心夜深了,不安全。陆杰告诉我,他已将我达到金边机场的消息发给炳章,要我再安心等一会,想来炳章不会食言。
  又等了近一个小时,炳章还是没有出现。机场大厅外的人潮已逐渐散去,天已黑尽。我想,炳章可能很忙,一时分不开身来接我,我干脆自己先去酒店住下,再设法与炳章联系。我打了个电话给陆杰,请他转告炳章不必来接我了,我到酒店住下后再给陆杰打电话。
  我拉着行李刚出机场大厅的门,一个中年男子立刻向前招揽生意。他告诉我,乘坐机场的专用计程车到市区的价钱是二十四美元,乘坐他开的计程车只要十八美元,他的车子比机场的专用计程车要新得多,干净得多。他一面说,一面指我看那几辆被称为“机场豪华专用轿车”。这些“机场豪华专用轿车”都是奔驰轿车,虽“豪华”,但的确很老旧,外面沾满灰尘。很自然,我选择了这位中年人的轿车。原因不是这部车子新,干净,而是价钱便宜。后来,一问炳章,才知道他们从机场到市区的车资才七美元,不禁大呼上当。
  车子出了机场,开上一条大路。司机打开收音机,收听的竟是一家中文电台。我用中文问他:“你是中国人?”
  司机点了点头。用带着浓厚云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你从中国来?”
  云南话与贵阳话很接近。我生在昆明,长在贵阳。不会说云南话,但听到云南话感到很亲切。滇、黔、川,这西南三省的人,出外旅行或客居他乡的时候,往往都互称“老乡”,不论是相遇还是初识,彼此都很关照。我用贵阳话回答他:“我从贵阳来。”
  这位司机大哥,一听我的贵阳话,立即亲热起来。他说,他父亲也是贵阳人,是李弥将军旧部的一个连长,五十三年前随国军二十六军撤退到缅甸,以后到了泰北,又经泰国辗转来到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时期,他一家十六口人被赤柬杀得只剩两口――他和他的儿子。杀人那天,正巧他带着儿子到泰柬边境探视重病的岳父,躲过了这一大劫。他提到红色高棉时,咬牙切齿,十分痛恨。
  说话间,车子已开到我订下的酒店。这家酒店位于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横街上,闹中有静,十分方便。酒店的花园旁是一个清澈见底的大游泳池,几株椰树倒映水中,形影摇拽。可惜空无一人,显得特别幽静。
  我无心欣赏这清雅的环境。匆匆进入房间后,第一件事是挂通陆杰的电话,告诉他酒店的街道门牌,电话号码及我的房间号码,请陆杰再次通知炳章,希望能迅速见面。
  八点十分,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接听后,电话中传来炳章哈哈哈的笑声。我问炳章笑些什麽?炳章笑着要我猜他现在什麽地方。我以为他就在我的房门外,装作生气样子说:“你就在门口吧,装什麽神,弄什麽鬼?”
  这一说,炳章在电话中笑得更厉害了。我告诉他:“别笑了,为了等你,我直到现在还没吃饭,早已饥肠滚滚了,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酒店旁有家中国餐厅,我们去大快颐朵一顿。”
  炳章笑着告诉我:“对不起对不起!你快去解决肚子问题吧,饿坏了真要坏了大事。如果你要等我来,坐飞机也要一个多小时哩!”
  他的说法使我很奇怪。我问:“坐飞机也要一个多小时?你究竟在哪里?”
  “我还在河内。”炳章回答。
  我更奇怪了。我问:“你为何还在河内,不赶回金边?”
  炳章告诉我:“情况有变化。我和岳武十六日就到了河内,办完事后,本来准备今天飞回金边与你会合。没有想到接到朋友的通知,他们不能参加到柬埔寨的旅行团,只能参加到越南的旅行团。因此,我只好在河内等待,今天也没法去机场接你。因为事发突然,我来不及通知你。你不介意吧?”
  炳章所说的朋友,是指一些炳章在国内的朋友。我这次金边之行,目的是两个。一个是与炳章商讨一些推动国内民运和工潮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会见这批炳章国内的朋友。这批国内的朋友,据炳章介绍,由于他们在重要的位置上,将对推动国内的民运和工潮,产生巨大的作用。
  按炳章原来的计划,这批朋友是参加国内的一个“柬埔寨游”的旅行团,应当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金边。我和炳章将在六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与这批朋友见面和会谈。二十六日则是我和炳章根据与这些朋友会谈的情况,对这些朋友的可靠性及他们对炳章的一个大策划参与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下最后的决心。当最后决定作出后,我将在六月二十七日离开金边,飞回堪培拉。炳章和岳武完成一些技术性安排后,将在七月三日离开金边,回到纽约和巴黎。
  现在,这些朋友不能如约到达金边,却改道越南,而且改变得如此突然。联想到炳章的这次大策划,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命运。我与炳章的筹备工作,也进行了近两年。这次会见这批朋友,是实施炳章大策划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也是这个大策划的关键环节。这样重大的事情,这样重要的安排,怎样能说改就改?因此,我当时对这种的改变,直感上有一种不合常理的感觉:
  “如果这些朋友要改变行程,他们总要与旅行社办一些交涉呀!这些交涉,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办妥。炳章,他们为何不事先告诉你一声,你也可通知我直飞河内,何必绕道金边呢?”
  炳章在电话那一头说:“老兄,对不起!我想人家也有自己安全上的考虑。再说人家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不像我们在国外这样方便,我们应该迁就他们。他们很想见到你。你快去办个签证到河内。”
  我问炳章:“这里好办签证吗?”
  炳章告诉我:“很好办。你可以委托旅行社办,只需要二十美金左右。我的签证就是旅行社办的。你要快,再加一点点钱当天就可办好。我就是加了十块美金,早晨送件,下午就拿到了。”
  我虽然感到有些怪怪的,但想到河内毕竟是一个国际都市,不应有什麽大的安全问题,再说我也从未去过越南,也可去见识见识。所以,我同意炳章的意见:“好,明天我就去找旅行社办签证。我肚子太饿,不多讲了,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明天我把办签证的情况打电话通知你。”
  炳章说:“好,你明天赶紧办。我现在用的是岳武的手机,在越南买的预付卡。”接着,炳章告诉了那张预付卡的号码,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四日。一大早,吃完早餐后,我立即出门去找旅行社办赴越签证。
  昨天晚上从机场到酒店,虽然一路都有路灯,但没有看清楚金边市容。今天一大早出了酒店,第一感觉是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到处都是中文招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旧的建筑破朽矮小,但又刷上花花绿绿的油漆。新的建筑也不算高大,但已经充满现代气息。整个城市污染严重,天空灰暗,嘈杂中显出朝气,混乱中显出繁荣,很像一个久病初愈、尚不会打扮自己确又想扮靓的农村姑娘。
  酒店门前的横街也是金边的一条主要街道,很宽大。街道两边的是一些商店和小摊。商店和小摊前的人行道上停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车辆和摩托车,行人根本没法走路。街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摩托车,交通极为混乱。飞驰的摩托车后,跟着一条条红黄色如长龙般的灰尘。灰尘中,日光昏暗,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怪味刺鼻。难怪行人多用一张颜色暧昧的毛巾(布巾?)蒙住口鼻。如果街上的摩托车换成自行车,仿佛又回到三四十年前的贵阳。
  与三十四年前的贵阳不同的是,不少街边小店卖的是现代的家电,新款的手机,花花绿绿的时装。而那些小摊,大多卖的是文具、彩票、各种小玩艺,各类小食品,其中也有我们小时候爱吃的形形色色的泡菜,特别是那些染上红色的酸萝卜,街边发散着夹杂了一些油炸食品的怪异香味。
  跟着那怪异香味寻去,只见在一些小摊的低桌上,放置着大大小小的竹箩,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油炸昆虫。这些油炸昆虫呈暗红色和金黄色,唯一认得的是油炸蚂蚱,闻起来真是香味扑鼻,价钱也很便宜,大约一百柬币(约合几分美金)一茶杯。但不敢买,怕吃了拉肚子。
  顺着这条横街走了不到三百米,就到了一个交通拥挤的十字口。这就是金边的市中心了。我按地图上的指示,往右边的大道上拐了一个弯,走不到几步,就发现不少中文的旅行社招牌。我选了一家门面比较像样的跨了进去,一个面貌皎好的女孩用英文问:“先生,有什麽可以帮助你的吗?”
  我用中文说:“小姐,你懂中文吗?”
  这位小姐用带上海口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当然懂。我们是中国人开的旅行社。请问先生也是中国人?”
  我告诉她,我出生在中国。现在想去越南旅行,是否可以代办赴越签证和代购飞机票?这位小姐先自我介绍自己姓徐,然后告诉我,可以代办赴越签证和代购飞机票,但要收手续费。我问她要收多少手续费?她笑了一下说:“二十美金。贵是贵了一点,但是办理的速度很快。”
  我问:“需要多少天可以办好签证?”
  她说:“大概两三天吧”
  我再问:“能够再快一点吗?”
  她答:“可以。你想哪天要?”
  我告诉她:“今天下午。”
  她眉头一皱,摇摇头说:“对不起呵,今天不行。我们老板带团去吴哥啦。他不在,就办不成。你明天来吧,我们老板明天回来。”
  我以为她在熬价钱,就问:“我加点钱可以吗?”
  她笑了:“加急当然要加价。我不是不想赚这个钱,是我没本事赚。办签证都是我们老板亲自跑。你去别处问问,看他们是否可以给你办快一点。”
  我看这位徐小姐还挺真诚,我对她说:“我去别的旅行社试试,如果没法更快一点,就回来找你帮忙。”
  我把整条街的华人旅行社跑了个遍,但运气奇差(应当说运气奇好,冥冥中自有天意,让我逃掉这场大劫!),没有一家能当天办好,而且看来还不太可靠。所以,我又回到第一次去的那家旅行社,办理了委托手续及付款后,把护照交给那位徐小姐,约好次日(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来取签证和机票。
  从这家旅行社出来,已是中午,我则是满身大汗。回到酒店痛痛快快冲了凉,顾不得吃饭,马上拨通了炳章的电话。
  炳章问我是否办好了赴越签证?我对炳章说,今天跑十多家旅行社,都没法当天办好,所以明天(六月二十五日)才能拿到签证。因此我只能在后天(六月二十六日)抵达河内。
  我问炳章:“会不会耽误与朋友们的约会?”
  炳章说:“如果你后天赶到河内,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些朋友也是二十六日到达河内。你的飞机是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号是多少?几点到达河内?”
  我告诉炳章:“现在不还知道。要明天拿到签证后,旅行社才能订机票。”
  炳章说:“明天确定航班后,立即打电话给我,我去机场接你。”
  当时虽然危险已经迫到眉睫,但我除了感觉这些“朋友”突然改变行程有些不太对劲外,还没有进一步的危险意识。所以,在电话中,还在给炳章开玩笑:
  “这次你老兄千万不要又放我一次鸽子哦!”
  炳章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不会不会!我已经负荆请罪了,不会再让你饿肚子。”
  炳章接着说:“因为这个手机是岳武的,他也要用。如果你一时打不通,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你带了电脑来吗?”
  我告诉炳章:“没有。到这种不熟悉的国家,我一般不带电脑。”
  炳章说:“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到网吧发电邮。金边到处都有网吧,特别是湄公河畔的大街上的网吧,几乎是一家接着一家,而且很便宜。如果你感到不方便,或有紧急情况,你仍然可以打电话给陆杰,但要告诉他必须马上转给我。我已嘱咐陆杰与你全天候地保持联系,你知道,他是可以成为我的代表的。”
  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因为炳章无法进入泰国,两个多月前(二零零二年四月),陆杰就作为炳章的代表,在泰国的首都曼谷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
  我到泰国会见陆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想厘清炳章与朱利锋等人的关系。我告诉陆杰,如要确保炳章的大策划得到成功,就要排除一些极端冒险的主张和行动。据我们的得到的情报,朱利锋等人的背景可疑,他们的那些暴力计划,即使真要实施,也必须绝对保密,怎能毫不忌讳地大肆宣传?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不应如此低能,鲁莽。这些反常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再说,据我们了解,朱利锋等人也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我们担心的是炳章会不会被朱利锋之流的豪言壮语所迷惑?如果炳章所说的“国内力量”,来源于朱利锋之流,那末,炳章的大策划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
  陆杰说,炳章要他转告我,炳章与朱利锋没有任何关系。朱利锋是主动找上门来的。炳章到泰国后,和陆杰等几位朋友会见过朱利锋,大家都认为朱利锋狂妄自大,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炳章在陆杰等几个朋友面前,严厉地批评过朱利锋的暴力恐怖主张。
  陆杰告诉我,当时炳章给朱利锋指出:革命和恐怖是两条路上的车,是性质切然不同的两件事。革命不排除武力,但这个武力是对准暴政的,不是伤害无辜的。炳章非常气愤地指着朱利锋说:“小朱,你的主张和计划我坚决反对。你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我无关。我希望你立即停止你的一切轻举妄动,特别重要的是不许你打着我王炳章的旗号活动。不然,外界会把你的一切荒唐,全加在我王炳章头上。”王炳章还郑重宣布,断绝和朱利锋的来往。
  我问陆杰:“你本人对朱利锋的看法如何?”
  陆杰说:“我认为第一这个人脑筋有点问题。第二水平太低。我认为朱利锋那种不切实际的极端面貌后面,掩藏得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陆杰告诉我,炳章所指的力量,都是通过炳章多年的经营积累下来的。完全与朱利锋之流没有任何关系。我又访问过几个接触过朱利锋等人的当地华侨,又通过询问过几个朋友,其中包括希哲兄,他们对朱利锋的看法也不好,而且证实了炳章的确与朱利锋等没有什麽实质关系。
  当时,在泰国除了朱利锋外,还有一位刚刚从大陆出来的朋友,也有一些激烈的主张。我问陆杰,当时和炳章除了见过朱利锋而外,是否见过这位朋友?是否可以团结这位朋友参加炳章的大策划?
  陆杰说,他本人没有见过这位朋友。但炳章和这位朋友见过面。陆杰说,炳章一开始对这位朋友有较大的期许,并为这位朋友赴美尽过力。但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大家在在思想、路线上有极大的距离。
  我问陆杰,炳章与这位朋友“在思想、路线上有极大的距离”是何指?
  陆杰说,炳章与这位朋友在思想、路线的距离,主要反映在要建一个什麽样的中国,如何去建立这个中国。炳章的主张是重建一个中华民国,这位朋友的主张是建立一个“中国联邦”。炳章认为,“中国联邦”的提法不通,难以接受。如果是建立一个“中华联邦”,是可以研究的,但也必须在重建中华民国的基础上予以考虑。炳章认为,这位朋友所搞的那个“联邦”,与炳章主张重建的中华民国,完全不搭界。
  陆杰告诉我,炳章强调,他与这位朋友的最大分歧,还在于如何重建一个新中国的手段和方法上。炳章从不讳言,革命是建立新中国的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但炳章从来不主张使用诸如暗杀、绑票等流氓手段,更不主张“吸引走投无路者投靠,蒙哄不明真相者入伙,协迫身不由己者跟从。”炳章坚决反对把那些“极欲出人头地的野心家,几近穷途未路的亡命徒”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为了进一步了解炳章对这位朋友的确切看法,我请陆杰拨通了炳章的电话。炳章在电话中再一次肯定陆杰的转述。炳章对我说:
  “我原来的确想和这位朋友合作做点事。但这位朋友在国内时,极力地主张体制内改良,不可越雷池一步。到国外后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激烈主张暴力活动。这种剧烈的急转弯缺乏思想轨迹,更缺乏思维逻辑。他的一些说法太大,太空,得不到人们的敬仰,相反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所以,我不同意你与这位朋友合作的建议。道不同,不与为谋。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合作的事向包括这位朋友在内的任何人透露。”
  我告诉炳章,我还没有与这位朋友见过面。更不会把炳章的大策划告诉其他人,请他放心。炳章问我:“你告诉过希哲吗?”
  我回答炳章:“没有。希哲是否参加你这次的大策划?”
  炳章说:“参与我这次大策划的,只有你,你那位出生在泰北的朋友和我在国内的一个老朋友,陆杰,连我自己一共五个人。至于希哲,不是我不信任他,我是担心他包不住话,一下说出去,大家全玩完。等我们这个大策划实施后,他是跑不掉的,一定请他老兄出马。”
  通过与炳章的通话,通过陆杰对炳章的大策划长达几天的阐述,特别是对细节的安排,方方面面的周详考虑,才使我放下心来,决定继续支持炳章的大策划。
  我与陆杰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末的一九九九年秋天。我们都是因为出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会议”,来到美西旧金山奥克兰。来自香港的陆杰、万宝、刘泰,和我同住一室。
  陆杰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是“保钓运动”的早期发起人之一。他瘦高个子,戴一幅宽边眼镜,知识渊博,谈吐儒雅。休会时,同样来自香港的陈劲松、黄钟、刘泰、张弛等朋友经常到我们的房间聊天。除张弛一人在一旁一言不发外,大家都聊得很热闹,可以说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奇闻异事,妖魔鬼怪,无所不谈,无所不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在会外的交谈,比会议本身更能增进彼此的了解。
  会议结束后,炳章约我、陆杰、刘泰和来自新西兰的陈维健到他在洛杉矶的住家再聊聊。陆杰等三人搭乘朋友的便车先出发。我与炳章二人坐“灰狗”巴士晚一天才与他们会面。会面后,炳章给大家煮了一大锅“糊涂面”,佐料只有酱油、盐和一点白醋,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我是个没有辣椒难吃饭的角色,问炳章是否有辣椒?炳章说,有时看到他太太吃一点,不知道还剩得有没有,叫我打开他家的电冰箱和那个一米见方的小食品柜自己找。
  打开电冰箱,除了几瓶饮料,半株白菜,几个鸡蛋而外,可以说找不到别的东西。我再打开那个小食品柜,里面空空荡荡,哪里有啥辣椒?看到的只是几包方便面而已。
  炳章和他的太太杰希卡居住的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单元,面积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平方米。厨房挤在客厅一角,小得连转身都很困难。客厅里除了一套陈旧的布沙发,最像样的家具就是一架堆满各类书籍的大书架。以后听希哲说,炳章和太太杰希卡分手后,唯一能带走也就是书架上的那些图书。这些书籍装在几个大纸箱里,连个堆放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寄放在黄奔的一个仓库角落里。
  炳章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创建“中国之春”,在海外举起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面民运大旗,到八九民运前夕在民联“倒王风波”中,被迫离开这个他亲手创建的、浇铸了他心血与眼泪的组织,其间长达八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民联是海外唯一的民运组织,集中了海外、台湾、港澳的一切资源,炳章经手过的钱应不少于五百万美金。如果那些攻击炳章“黑箱作业,贪污腐化”的谣言属实,那末,“大船烂了也有三千钉”,炳章的生活不会如此困顿。
  炳章首举海外民运大旗二十年来,除了头脑中的理想,胸怀中的人民,满身的累累伤痕,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过,所幸的是,炳章除了两袖清风而外,从来不会缺少红颜知己。炳章蒙难后,希哲和我谈及此,真是嘘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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