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可挡
悠然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所以，任何事物都必然存在着势。当今人类社会正朝着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时局事态的变化扑朔迷离错综复杂，需要进行势的权衡与角逐。
因此，善于知势察势、处势和用势，把握态势规律，构成了一个国家、民族、团体、个人获得生存和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什么是态势规律?“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是沿着蛹动螺旋的轨迹向前运行，这个轨迹又分若干阶段，五类运行也是如此。事物在发展中随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不同阶段蕴藏的能量和所处的状态就是态势。而态势之间又具有运动、变化、连续、制约的内在联系，即态势规律。”
掌握态势规律的意义：“能够审时度势，活用常势，把握趋势，并能够谋势布局，造势定策，驾驭态势，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摘自天华文化的“五行生克制化律”)
一、审时度势，知势察势
根据天华（麒麟）文化的“五行生克制化律”的宇宙分类学和方法，我们明白事物有层次之分，每个层次都有阴阳都有对立统一，同时内含蛹动螺旋律、中成极反律、质量互变律、因果规律、否定之否定律的作用。因此，我们站在不同的层次看事物时会有不同的结果。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发现当前世界存在的几个层次的发展趋势：
第一层次：人类文化发展趋势中，世俗文化处在旺相态势中，宗教文化处在休囚态势。第二层次：世俗文化发展趋势中，民主制处在旺相态势，极权制处在休囚态势。第三层次：(从略)。第四层次：(从略)。
第一层次在2003年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新纪元”一文中谈论过。我们今天在第二层次上，通过分析、比较、鉴别从而找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存在着问题和差距，试着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1、大势所趋
我们知道，“在一定条件下，结构与形态决定效果”(《静修秘要》张宏宝著)。纵观历史和现实，当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时代的繁荣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极权制国家；虽然经历汉初的封建制复辟，而后历朝历代得以完全确立，使中国在两千年的农业时代的发展中，一度处在世界前例和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当人类社会进入工商业时代初期，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君主极权制盛行的时代，在拥立他当君主呼声很高的情况下，自愿选择当民主制下的总统，开民主制先河；经历几届总统的努力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强国和中心。因此，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结构与形态”---体制。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发展是沿着蛹动螺旋的轨迹向前运行，人类社会也随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由农业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工商业昌盛时代，在这过程中人类社会随之产生与之相应的“结构与形态”，形成了各种国家和政治的体制。进入农业时代产生了奴隶制封建制，极权制，进入工商时代产生了民主制。当今世界处在工商业时代，进入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繁荣发展时期，民主制也正处在强盛时期，因此，民主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其势不可挡。
2、势不两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工商时代，极权制由于内在客观规律的作用，经过欧洲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输出、殖民地瓜分以及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为世人所见的现象化的演变（马列主义的劣根性是被这些现象迷惑的结果）而发生分化和发展。由于遗传性和变异性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极权制的变异性促使其向民生制分化发展，另一方面极权制的遗传性促使其向现代极权制变化发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新生事物是在旧事物的分化斗争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在产生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旧事物依然存在，新生事物脱胎于旧事物同时也是与旧事物斗争中发展起来。因此，民主制是从极权制中分化脱胎而出，是与极权制斗争中发展起来，民主制与极权制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体制类型，也是世界现代以来两大对立势力。
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中及之后，民主制向更加完善方面发展，极权制也完成了从传统极权制向现代极权制转化。在世界普遍实行政党政治情况下也实现政党政治，由传统极权制的“一家天下”向现代极权制的“一党天下”转化。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现代极权制的“一党天下”，是由民主制在发展过程中流产和极权制复辟的结果，二战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独立，这些新兴的国家多数成为现代极权制国家，其中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政治体制本质上是极权制，也是这个时期和这一类的代表。在这一段时期极权制呈现出相对“旺”态势，民主制处在相对“相”态势，形成了相互对立势均力敌相持的“冷战时期”。所以，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其他战争中，在武器装备远胜于对方的优势下却难得获胜，态势规律的作用是其内在的原因。
两种体制势均力敌相对平衡几十年，极权制虽然一时处在旺相态势，但其毕竟是旧事物的自我更替发展有限，而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大趋势。所以，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极权制阳极必然生阴，其内部就会产生新的矛盾开始分化。随后便是南共、中共和阿共与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的翻脸，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就发生分裂。在共产极权制分化后这组阴阳中，中共要与以苏联为代表国际共产抗衡须处在旺相态势才能做到，但中国经济落后从实力上抗衡不了，只有高度极权统一才能形成抗衡势力。因此，随着高度极权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发生了比宗教还狂热的造神运动---人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浩劫”在极权制中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是马列主义这种极端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必然要发展到阳极状态的一种表现。共产国际这种分化和矛盾，使得以共产极权制为代表的极权制开始处在消下运行的态势中，民主制又开始新一轮旺相运行态势。二战时和二战之后，两种体制势均力敌时期，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共产运动没有成功，在极权制消下时就更加难以成功；阴阳根本律，蛹动螺旋律和中成极反律以及态势规律在起根本作用。1979年苏联打一个弱小的邻国阿富汗都打不赢，中国经历文革浩劫，政治极端，思想僵化，文化落后，经济贫困，人民思变，阴极而生阳。在文革还未结束的最后几年，中华传统文化以群众自觉自发进行气功健身这出“奇”的形式开始复兴，文革结束几年后中共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在此提醒世人注意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先于“改革开放”十年，这是中华复兴的前兆。继而是东欧动乱，最终苏联解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来说，苏联的解体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是不幸和遗憾，对人类社会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戈尔巴乔夫打破冷战，为人类带来和平进步立下了不朽功绩，人类社会才进入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繁荣发展时期，和平与发展才成为世界的发展趋势。
由于马列主义的极端性和劣根性，只适合与极权制相兼容相结合而产生出一个怪胎----现代极权制的典型--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兴起是极权制的回光反照，是传统极权制向现代极权制的转化，是对民主制的较枉过正，从反面和侧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极权制休囚低谷时期，再坚持马列主义就是“反道之动”，放弃马列主义才是与时俱进。
二、谋势布局，造势定策
“谋势布局和造势定策，首先得会审时，你对所处时代、时局、格局、时势、时机要明确地认识，知道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空点，要明确各种关系，明确竞争对手和对外行动目标，能够进行各方面力量的对比，尤其是敌我友力量对比，能够看到潜在的威胁，这样就可以把握最有利的时机。预先确定好应变之策，并能够了解发展趋势，以利于选择最佳的行动路线因势利导，关照好下一个发展阶段。”(五行新说。张宏宝)
1、实力对比
面对当今国际这种时局，事态变化都须做到知己知彼，明了双方或多方的实力对比。对各方所具的势态势力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以便依据实际情况对全球所具之势分析判断：一要看多寡。
众力汇聚则成势。比如下围棋，一方在棋盘的某一处落子较密集，人们就将其称为厚势。冷战结束后，许多国家纷纷转型为民主制，民主制进入了旺相时期。目前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国家多数是民主制国家，全球势力比较中民主制类最强大，以美国为代表，其可以左右世界局势。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与世界发展趋势和主流国家不类同，在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不是民主制国家，可以说中国还不入流(世界主流)；以中国为代表的极权制类国家为数不多，而且只是些小国势力较弱，较难左右世界局势。二要看位置。高山流水，山巅滚石，其势汹汹，事物在不同的位置具有的势能有大小之别。
从世界各方面的位序看，中国只是个大国，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在经济上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突出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经济；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在人均财富上，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标”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这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在科学技术上与世界发展水平相比，还不够先进发达有很大的差距。在军事上是次强的国家，在国外没有军事基地，要逞强只能“出奇制胜”；前一阵子国内有人说中国也应该有全球战略，说明中国藏有什么“奇”术“奇”招，或者虚张声势。不管有没有“奇”术“奇”招，可千万不要忘了古人云：“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安内”不是高压政策和手段而是体制和机制。中国在军事上能不能走出国门，应先在南海的南沙建“珍珠港”，方可知进退，而且比建几艘航空母舰更经济实惠更长远。
在文化上中国有些不伦不类，马列主义占主导地位，现代文化正趋于逐渐形成，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文化的民族性不突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前两者是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化结合的产物，对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来说只有交流，而没有多少可吸收融合的价值，只有民族传统文化有被外文化吸收融合的价值。
从地理位置看，美欧处在西方，中国处在东方，在地缘政治上偏于一域对美欧没有直接的影响，在中国周围除了朝鲜、越南、老挝外也基本上是民主制国家。
三看趋势。
世界正处在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中，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制国家正处在旺相态势；在未来几十年美国仍然处在领先地位，只是在全球总的经济比重相对减少。虽然，中国也正处在不断上升发展的态势，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加。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中国的发展趋势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却在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国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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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这种逆反趋势极大地拖累了不断上升发展的态势，增加中国未来的变数。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体制无制衡，政治不稳定，隐藏着更大的变数。
从以上三点分析情况看出中国与世界发展存在严重问题和巨大差距。在造势定策上，我们很自然地得出中国的一条基本方针：“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
慈：柔和，仁德；
俭：节俭爱费，含藏培蓄，不奢侈，不肆为；
不敢为天下先：谦让，不争，奉行中道，量力而行。
这是一条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慈和俭是对内的基本国策，不敢为天下先是对外的基本国策。如何才能做到“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呢？只有民主政治对人民可以做到“柔和，仁德；只有民主监督可以约束政府，不奢侈，不肆为；只有民主宪政可以制止和纠正当权者的妄为，在国际事务上无关本国利益时应奉行中道，不要自不量力地强出头。1997年驻南使馆被炸就是强出头的结果，这是庸人自扰，与其说是为维护世界和平，提高国家的国际威望，还不如说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更确切。
2、体制归类
我们知道有比较才能鉴别出优劣差别，才能谋势布局，造势定策做出正确的选择，使国家能够按照选定的正确国策健康发展。
根据天华（麒麟）文化的“五行生克制化律”的分类方法，国家政治体制分为标类、准类、变类，在变类中又分为改类和互类。就目前世界上国家政治体制大类来分，民主制为标类，极权制为准类，而当年萨达姆统治时伊拉克有全民大选，只有一党一个候选人没有三权鼎立制衡就是变类。即使在同一体制类型中也有标类、准类、变类的类型之分。
民主制：
(1、标类：制衡体制和机制最好的民主制国家。多党的三权鼎立制衡的总统制国家，这类中有美国。
(2、准类：制衡体制和机制较好的民主制国家。多党的三权鼎立制衡的内阁制国家，这类中有英国（英国为准类，所以，会被标类的美国所超越）。
(3、变类：制衡体制和机制一般的民主制国家。正在转型民主制的国家，俄罗斯目前的民主建设不仅存在政党建设问题，而且，存在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三权鼎立制衡法律和组织机构问题，这两方面严重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极权制是没有自由民主和制衡机制的政治体制，按照国家权力的专制程度进行分类。
极权制：
(1、标类：国家权力的专制程度最高。家天下的帝王独裁国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2、准类：国家权力的专制程度较高。党天下的党魁独裁国家，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萨达姆的伊拉克，中国和朝鲜等等；
(3、变类：国家权力的专制程度一般。现存的一些王国中类似这一类，比如国王与政府之间的权力界定不是很清楚。
我们对民主制与极权制进行分类，是为了对两者进行以下的区别和比较时更明析和准确，因此，在进行区别和比较时只用两者的标准类而不用变类。
3、体制区别
民主制与极权制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体制类型，它们最大的区别：
(一、是有无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近代工商时代发展的两大动力，是这个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民主制的基础。民主和自由是并存的，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民主。选举是民主的主要形式，民主很大程度上要靠选举来实现。民主的本质应是人民大众有充分的决定权，而决定权既可以用“肯定”即选举来行使，也可以用“否定”即罢免来行使。只要这两种决定权有一种得到真正行使，就是有充分的民主；当然两种决定权都能真正行使，则是有完全的民主；反之这两种决定权一种都没有得到实行，那就是没有真正的民主。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现代政权无疑更加需要民心基础，并且把抽象的“民心”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转化为民主。民主合法性，就是说执政必须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接受人民的监督。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各级政权特别是中央政权的获得和移交，必须来自于各级的特别是全国性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因此，也有人把民主合法性称之为选举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是执政合法性理念中最核心的部分。在理解执政合法性这一概念时，有两点需要辨明：一是执政合法性的“法”，主要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而不是从法学意义上说的。从法学意义上讲，所谓合法，就是遵循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其内涵要广泛得多。这里的“法”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规范，是民心，是公理。
某些独裁政权将自己的执政资格以法律乃至宪法形式确定，从法律上讲，它具有执政合法性。但从政治学意义上说，它就未必具有合法性。二是执政合法性强调的是国民自愿的认可拥护，是指不依靠国家机器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得到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执政，只有其一个候选人每次连任时都是百分之百投票通过。这能证明这个独裁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就是百分之百吗？显然不能。
平等是自由和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人权的平等是不可能产生自由，没有自由也不可能产生民主，三者间既是逻辑关系又是平行关系。平等（心）是阳光，“清浊并包，善恶兼容”，在这阳光照耀下才能开出自由的花，结出民主的果。因此，民主制的宪法是平等的宪法。国家政治自由，根本不会在海外有对立的影子政府及类似的政治力量。
极权制的宪法是谁领导谁，谁主导谁的不平等的宪法，缺少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即使有经济自由也不充分，人民缺少选举权，罢免权，知情权，监督权等等权利根本没有当家作主。
极权制的宪法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宪法，宪法规定公民有结党会社的自由，有成立工会农会组织的自由，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事实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有人民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因此，中国的工人农民---无产阶级并没有当家作主，而是受到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国家没有政治自由，在海外必然存在对立的影子政府及类似政治力量。因此，体制变革首先要从宪法开始。张宏宝先生提出修宪八项动议是非常英明，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大法。
试问：没有平等能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吗？没有平等能够实现“共产”吗？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会失败不正是没有平等吗？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检验马列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其理论更是自相矛盾，因此，马列主义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伪科学。
(二、是国家政治有无制衡体制和机制；
平等、自由和民主是靠法制来实现和保障。法律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就其根本意义来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有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分，也有维护帝王利益的王法、维护党派利益的党法、维护人民利益的国法之分。民主宪法是保护人民自由之法，宪政是限制政府权力之政。民主宪政体制，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多党轮政，三权鼎立制衡，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的监督制衡，以及宗教的德化制衡；形成五行生克制化的制衡机制。
民主制国家社会上的犯罪嫌疑人享有许多宪法保障的权利，聆讯时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没钱请律师，政府还要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在20世纪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霍尔姆斯说：“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所以，必须约束政府的行为，一个没有充分监督或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和“希特勒”式的袖珍版。
极权制国家权力无制衡政治不稳定，不仅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产生“希特勒”式的人物。
几千年的极权制的帝王专制，所发生过的“焚书坑儒”“铢连九族”“文字狱”等等暴行，在现代的极权制国家中都被历史地重演过，并且发挥到极致。二战时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暴行，世人共知。人们也不会忘记，斯大林残暴统治时的苏联，他的大屠杀搞得人人自危，一般百姓就甭提了，就连党内的高级干部都被其任意枪毙，据事后统计：“苏共139名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枪毙；元帅5人中枪毙了3人，集团军司令5人枪毙了3人，全部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85个军长中的57个、195名师长中的110人都被枪毙”，这是多么令人恐惧的时代啊。在反革命、特务、托派等等罪名下斯大林清洗了一批又一批反对者，甚至有些连反对者都称不上，只能说是不合斯大林的胃口罢了。
遗臭万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必多说，回顾历史，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独裁政治的疯狂年代。当人们无力左右制度的时候，往往容易将灾难归咎为当事人的性格缺陷和思想，在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身上找原因。“‘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段话源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可以肯定，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庇护，对专制制度一种惯有的绥靖。我们很难排除在这些灾难中，个人性格思想所起的作用，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缺陷。体制应该尽量限制这种缺陷，而不是放大这种缺陷。进一步说，如果将体制缺陷及个人性格思想共同造成的灾难，完全归结为个人责任，则肯定是出于对专制制度的无知和人性的险恶。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从革命政党向民主政党转变的恶果。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后，全社会（包括各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需要把民主法治摆到首位，坚决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作机制，才能不断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机；否则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我们与其苛责某个历史人物，毋宁更多考虑制度和文化缺陷。
(三是国家权力的更叠一个是竞选制，一个是世袭制
民主制国家权力的获取和转移，是治权民授通过竞选机制来实现（现代“禅让”）。而竞选机制优胜劣汰，这种宝塔尖式的体制，官员的是由下往上产生的，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低层百姓手中还有制约官员们最有力的武器：选票。没有良好的制度，再优秀的精英也会被埋没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标准类的民主制国家，很少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能很快改正错误。
极权制国家的权力获取和转移，是通过世袭机制来实现。民主制在用人制度上是制用(法治)，而极权制则是信用(人治)，信用是世袭的核心。极权制国家所谓的“信用”，是“年青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德才兼备做参考，领导信任最重要”的信用。这种信用体制最容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象北韩的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上一代党主由下一代党主世袭的权力传承机制。
极权制国家的领导人第一重要的事务就是培养“接班人”（王储），古往今来围绕着“继承人”的问题，上演无数“铁和血”殊死之争的历史惨剧。文化大革命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接班人”问题，而外部环境只是外因。因此，在这种世袭的权力传承机制下会形成特权和裙带关系，中国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从上而下的各级通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且还为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方便之门，各级政府部门都大量充斥这些有裙带关系背景的人，形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利益集团，结果是腐败泛滥成灾，也成了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不作为”，对工人农民阶级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制度性根源。极权制国家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因此，极权制国家常犯错误，甚至犯罪，而且，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犯罪后不认罪不治罪。
无论是传统极权制还是现代极权制，有一个独特的权力传承模式--“垂帘听政”。与其说退位的世俗“帝王”是发挥余热不如说是发挥余威，干涉操纵政治，这与现代政治和法制是不相容的，是违反宪法。古往今来在这种独特的权力传承模式下，演出了许许多多的“宫廷政变”的悲剧，我们就亲见过一回两回了，可能还会亲见一回两回吧。
4、体制差别
民主制与极权制还有广泛的不同之处。
（1、“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老子“道德经”一个重要的哲学名词，有人把它理解为无所作为，消极等待。
而其本意是顺应于道，用现代话说即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无为”是老子提出的著名的政治主张，认为“无为”是治理天下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老子所倡导的“无为”并不是号召君王什么也不做，而是不妄为，要顺乎自然发展，具体地说，就是不扰民和顺民心。
民主政治是现代工商时代发展的人类社会最高的政治形式，是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民主制国家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下，各党执政的机会均等，相互竞争，相互消涨，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党的政治斗争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并不要“铁和血”的殊死之争，做到了不扰民和顺民心。这种和平的政治斗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和消耗的社会资源，远比通过“铁和血”的殊死之争要小得多。国家许多问题和矛盾都会在“无为，而无不为”的制衡体制和机制中化解，充分体现了“谨守中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思想。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经历过南北战争后没有大的社会冲突和长期的震荡，基本上是在建设性的轨道里不断上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研等等各个领域都处世界之先。
“不扰民和顺民心”是治国安邦的最高原则和境界，极权制的政治是妄为，“需要就是政治，政治就是需要”，很难做到不扰民和顺民心。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在不断地扰民，不要说顺民心就是凝聚民心都必须靠谎言和强制。
今年的人大会议对呼声很高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进行讨论表决。这既顺民心又可通过土地证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既可阻滞人口增长又可抑制圈地的事没有定论。无异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内外部变异力量在谋势布局，造势定策上，针对土地所有制制定策略布下“十面埋伏”的一个良机。
（2、治国者心态
民主制的治国者心态是“天下之王者”，知到自己是天下人选举为王，胸怀宽广敢于接受社会和公众的了解、建议、监督和批评。在充分的言论自由中，任何文明的反对意见并不会削弱政府的权威，相反，正是对不同的声音的容忍才是使国家保持强大的动力。我们可以不同意、不理会别人的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维护别人讲话的权利。社会很尊重个人权利和隐私，但是如果你是官员，或者是对大众有影响的公众人物，社会各界都可以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各级权利机关的记录，会议，大多数都是立即公开的，以便公众了解、监督和批评。即使老百姓批评得不对，公仆们也几乎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鼓励公众对官员及公众人物的批评，美国法律规定了判定针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新闻报道诽谤罪的标准：
一是新闻必须有严重失实，二是发布新闻的单位或个人事先知道是虚假的，或者是恶意忽略新闻的真伪验证。要证明第一条不算困难，但是第二条却是关于批评者的主观意图，很难在法庭上证明。所以很多美国公仆被诬陷了之后，新闻机构最多发个声明道歉了事，不用担心负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大众对官员的行为实实行监督批评的绝对权利。有时候，新闻机关走得太远，使用不怎么合法的工具和手段来获取新闻，但是也可以平安无事。
所以，“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德经)
极权制治国者的心态是“王者之天下”，把国家当做封建王朝的江山，以一种治党派和治帮会的理念来治理国家，处理国家重大事项和领导人时，用治帮会的办法一个人或几个人私下决定就行了，甚至都不是当权者也不通过法律程序。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封建小农狭隘心态，无法让社会各阶层各界分享革命的成果，患得患失。搞“一言堂”，打杀谏诤者，君暗臣谀。各级政府官员以“父母”官的心态对待人民，自以为对人民施舍恩德。其实，老百姓心里有杆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有何哉!”(道德经)。
在中国社会公众无权知道各级权利机关的行政会议记录，甚至当时都无权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涉领土让渡的国际条约内容。
中国应该正视马列主义专制思想的负面因素，纠正“王者之天下”的心态，摆脱民族情绪羁绊，停止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蛊惑，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建立自由交流、自由讨论的文化更新机制。使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代工商时代背景下，不断扬弃中发扬光大，塑造新时代新型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建设平等自由民主的和谐社会。
（3、“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也是老子“道德经”一个很有名的句子。现代人常戏说这句子，其以为治大国如做饭菜，小菜一碟轻松得很。而老子的本意是告诫世俗的帝王将相，治大国如煎小鱼不要经常翻动它，不然会搞烂的，需要文火慢功，慎之又慎。
平等、自由和民主是靠法制来实现和保障。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不能把任何人凌驾于宪法之上，更不能把个人的名字写进宪法，这是民主制国家中的常识。美国的宪法基本上没有大的修改，200年来有17次修改多是与酒和贸易有关。修宪，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很多民主制国家都是要全民公决的，程序严格烦琐。可是在极权制国家中，宪法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妓”，把个人的名字和不学无术的理论写进宪法还要凌驾于宪法之上，没几年就来一次修改。而且法律的执行完全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取决于关键人物的好恶，甚至取决于台面下的私相授受。党魁可以破坏宪法而无罪，老百姓为合法权利游行请愿为什么要获罪呢？。不言之教上行下效，所以，老百姓有条件破坏规矩时一定会选择破坏，这样心理才能平衡，由此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要发生什么了。
（4、“攘外必先安内”
这是个历史性的治国问题。自古以来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是要“攘外必先安内”，民主制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民主制国家政权是民意的结果，有民心基础具有民主合法性，已经先安内了不必再“安内”。宪政民主的制衡体制和机制使国内许多矛盾和问题得到化解，是安内根本大法，所以没有“稳定压倒一切”的后顾之忧，因此，标准类民主制国家对内怀柔(慈)，对外强硬。
极权制国家的国家政权是世袭和通过“铁和血”的殊死之争获得和维持，存在民主合法性的问题，不能凝聚民心则“内”何以安呢？没有制衡体制和机制，首先而且始终存在“安内”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长期重要的国策，甚至是悬在统治者头上的一把利剑。所以，极权制国家对外怀柔、退让、和亲、割地、赔款（战胜了也赔）、免除战败国的战争赔款，而对内强硬、残忍、恐怖，把一切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稳定”主要是依恃强势对弱者的精神暴力实现的。一个社会的执法机构如果经常依靠施行暴力来维持“安定”，其结果必然是最终毁灭安定。因为，一个社会中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被暴戾压抑和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空间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然随之减小。任何具有真正的内在稳定性的社会，都主要不是靠暴力来维系的；相反，它的稳定依靠的是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而对秩序的认同和自觉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任何个人和团体无端的政治暴力残害（九九法难），就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威胁，因而也是对社会秩序自稳定机制的破坏。如今精神暴力的泛滥已经演化为肢体暴力的流行，而社会大众则不得不学着“跟着感觉走”，这已经成为大家自保图存的潜意识。发生了这种社会变化后，中国人缺乏对生命价值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共识，也就毫不足怪了。
（5、威信有别
民主制治国是以信立威，政府对人民负责。
在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样的框架下，政治家会争相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了政治家必须符合“国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需取信于民，否则他就难以赢得选民的支持。有信才有威，以信立威，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强，对国家有很强的认同感比较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令，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社会公共道德风气普遍良好，民心凝聚国泰民安。
极权制治国则是以威立信，政府对自身负责。
用以势压人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与政敌之间的歧见，而不是通过和平文明的辩论或诉诸法律。
依靠政治高压(包括日益广泛地借助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及对社会舆论的高度管制来加强社会控制。
中国政治当局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又重新捡回了改革前的统治策略：一是加强政治高压，消灭一切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是加强舆论控制，除了严格控制主要官办传媒这架不断制造谎言的机器之外，还大力整顿那些“不听话”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立知识分子。政治高压与舆论控制，已成为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历史上极权制用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和统治阶级足够的利益（几次三番的加薪），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所以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统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遏制腐败成了从上到下各级安抚民心和打击异己的手段。
极权统治者要维持高压，要用舆论配合造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共以势压人的方式中，一直高喊的口号。诚然，确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问题是“新”在那里呢？“新”有三个方面：
（1）、仅仅只是完成了从旧的传统极权制“家天下”到“新”的现代极权制“党天下”的转化，并没有跳出极权制这个层次，
（2）、彻底改变了旧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新”的“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政治，
（3）、彻底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德化政治，从而使中国社会走上了“弃善从恶”“新”路的党化政治。
另外的问题是“新”就一定是好的吗？是善的还是恶的“新”。“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知这“新”的确实“史无前例”“前无古人”了，却不知“后有来者”否？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中央委员们讲过话后，突然问：“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的同志即鸦雀无声，而无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这段话在提醒我们：只要存在极权制存在马列主义盛行必然会“后有来者”！中华民族将“在劫难逃”。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道德经)。经历过文革等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后，使社会大众感觉到“政治无诚实可言”，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即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哄骗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有人称之为“全民腐败”。中国的诚信社会如何建立得起来呢？民心何以凝聚？有民心失去的土地可以夺回来，没有民心拥有的土地和江山也会失去。
（6、无讼未必真礼邦，
古代的贤人以无讼为最大的成就，这是人治社会的特点。民主制国家人爱打官司，反应了民主国家法制完善人民对法治的信任。中国人不爱打官司，不一定是民间太平无事了，根本原因是中国立法司法执法不独立，不能公正司法执法。人们对法律系统不信任，打官司的成本高。爱打官司人多了，未必不是件好事，社会和人们之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法治中自解自化，没必要今天出台一个政策明天又出台一个政策地去解决。中国出现了许多污辱殴打工人、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工会组织为什么不出面不作为？对游行请愿的工人进行压制，禁止报道，这就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国民工到雇主前静坐要工资，单位派出专员到其它单位去讨债，甚至可叹可笑到需要借助国家总理的威势才勉强解决。这些本来都是应该由工会组织和通过法律来解决的事，可大众却在花费无谓的时间和借助强权，这是典型的人治社会表现，这才是个“资本家”的乐园。这些问题在标准类民主制国家出现，工会组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总而言之，民主制优于极权制是不容置疑的。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民主制不是至善的，却是于现代工商时代最相适应的，“结构与形态”。
民主制国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标准类国家中情况要好些，问题主要是出在变类国家中，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国家立制时制衡的度的问题。其中有三权鼎立制衡和政党制衡。
建立民主制的目的就是要符合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而国家政治的制衡体制和机制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保障。民主制不是只有民主选举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三权鼎立制衡的法律和组织机构是否完善。国家的立法部门、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各有专特的职责和权限，三权鼎立，三部门保持互相监视平衡，不让个人和集团拥有无限权力形成独霸专制。民主制度确立之后，会全社会（包括各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需要把民主法治摆到首位，坚决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作机制，才能达到制衡目的。
民主政治不是政党越多越好或越少越好，而是有个度的把握，要适度。一党独政无制衡是极权，二、三个党竞争轮执制衡最好，四、五个党竞争轮执制衡稍好，更多的党竞争轮执就过度，产生内耗。民主政治是为了实现人权平等、公正清明，稳定有序，国泰民安，不然对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都是浪费。
第二、是政党的社会广泛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各政党应有社会广泛性，避免形成民族党和地方党。政党多了会产生许多民族党和地方党，这些党为了自身的利益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问题，久拖不决；不利于国家政局稳定和统一。
第三、是经济基础不够稳定的问题。拉美国家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
因此，已经建立和将要建立民主制的国家，要解决好制衡的度，各政党的社会广泛性和经济基础稳定这三个问题；可以制定“政党法”，规定政党数量或者在全国各省、邦达到一定的人数比例方可参与竞选，规范各政党在政坛的政治角逐，促使各政党搞好自己取信于民的党纲和资质。使人民在不同政党的思想主张和党纲之间，而不是在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促使国家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有利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在民主制初创时国家适当地对重要的经济领域进行控制，随着民主制不断发展完美逐步放开。同时还要清楚，建立民主制是为了民富国强而不是做别国的附庸，那种指望别国给于施舍或者以为别国帮助自己国家的民主建设是让你更强大，是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自己国家的民主建设要防止别国插手和干涉，调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界的智慧，共同建设民主制。
三、活用常势，把握趋势
1、利令智昏。
平等、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因此，内部和外部的民主变异力量即使希望通过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使国家向民主制转型，也应该发展力量足够强大，因为，政治角逐是社会各种力量的角逐，“能战才能和”。根据阴阳根本律：阴阳互根互为表里的原理，海外民主政治势力的存在，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存在民主变异因素和趋势的“外在化”表现。而“外在化”表现的结构与形态（势力）越大，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存在民主变异因素和趋势也相应地越大，产生巨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年中国第一次民主浪潮时孙中山不断地造势，终于促使中国社会的巨变。所以，“在一定条件下，结构与形态决定效果”，民主力量的组织机构建设和造势尤为重要。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普及平等、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的教育，使全社会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常识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扭转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象，摆脱专制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羁绊，而马列主义和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用民族性对抗现代性，宣称那些外来东西不合中国国情（马列主义就是外来货）。把社会稳定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藉口需要稳定剥夺公民的自由权。要冲破这些思想牢笼，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
对一个国家、民族、集团、个人重要的是认清趋势做好选择，正确的选择能够使国家顺势而为健康发展，长治久安，错误的选择就会带来灾难。历史是公平的，一个国家走错一步，要付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生命和几代人的代价。如果我们没有改变现状的智慧，没有认识自身错误的智慧，我们的结局会远比东欧人可笑。历史和现实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就不应该继续保持缄默，否则，被清算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就中国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现在，可能仅仅是历史的开始，中国走错路的代价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要付出的改革成本远没有付出，我们要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由此人们很自然地会问“中国将向何处去”？那么保持现有的国家和政治体制能使中国强大并长治久安吗？
中国执政者是想维持现有的国家体制和政治秩序，有几点没有弄清楚：
（1、对世界的发展趋势不清楚。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团体来说，拥有实力、资源、文化、知识、技术固然是重要的，而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用智不如乘势”(孟轲)，世界发展趋势有层次之分，弄清和把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才能乘势而旺，不然就事与愿违，背道而驰。
(2、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不清楚。马列主义是不是真理和科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及科学方法，去认识马列主义和处理它同国家的发展关系。不应该被马列主义所桎梏成为其奴隶，用它来框框不断发展的社会。更不应该用马列主义做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护身符”。
（3、对人类社会发展认识不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符合人性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需要宗教，没有宗教的德化制衡就容易出现“全民腐败”。阶级斗争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再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而阶级斗争仅仅是生产再生产发展过程中内在各种规律作用的“外在化”表象。
（4、对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清楚。一直以来共产党人把“民主”当做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1948年用过，反右之初用过，文革用过。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而共产党人概念和定义的“民主”与民主制的平等、自由、民主不可同日而语，是“伪民主”。自由民主是推动社会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机制。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与实现，都离不开自由民主的环境。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5．没有分清两种秩序。当前中国经济自由仍不彻底，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受到限制。
若要维持现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当然不必追求自由民主。如果讲求长治久安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秩序，则只能以民主法治为基础。而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
(6．不清楚铲除特权抑制强权才能普及人权，才能尊重人民，热爱生命。自由民主社会的规则恰恰是，谁都不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遵守交通秩序和排队这样的小节，到总统竞选这样的大事。只有平等自由才能唤醒民族自信心，才能使人民各安本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才能凝聚民心，培养民众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
也许人们认为弄清楚以上几点，“中国将向何处去？”也就迎刃而解了。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不是清楚不清楚的问题，而是“利令智昏”能否割舍既得利益的问题。“利令智昏”本身就是没有智慧，甚至会使当权者“走火入魔”成为为害民族为害人类的大魔王。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中国一百多年来，从袁世凯、蒋介石到毛泽东，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没有一个不是当大权独揽时，为了一人、一家、一党的既得利益而负天下人，充其量只是中国两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者罢了，未能使中国进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仍然没有跳出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仍然在“科技救国”和“制度救国”两条道路上徘徊而始终成为朝野之争。当年中共在野时大倡“制度救国”实行民主政治，一旦当朝就是一付“中山狼”的嘴脸。国家如同一艘船，制度是方向，科技是动力；方向对了动力小点最终到达目的，方向错了再大的动力结果可想而知。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马列主义是极端的思想文化，是乱世的文化，充其量造就几个“乱世枭雄”，不可能造就出圣贤和“内圣外王”的贤明君王。在民主制国家个个当政者，都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明君”。近来有人鼓吹在现有体制下“明君治世”，指望中国在这种文化里产生所谓明君治世，未免有些天真和幼稚，是对马列主义的劣根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是对极权制的绥靖、依恋和幻想，目的是转移和削弱民主运动的目标和力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骨肉之痛，而马列主义却象一把刀插在我们民族的心脏，现在仍然还在流血将来还会流血。文化大革命正是马列主义导致的直接恶果，使人性的丑恶面暴露无余，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七十年代末有位著名的作家说“中华民族要为文化大革命哭上几个世纪！”，面对“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欺亲杀熟”“责人不责已”的思想深入民族的骨髓，以至“弃善从恶”的全民腐败，这句话绝非是危言耸听。也就是说马列主义者无论用什么样的“丰功伟绩”，都无法弥补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损失和抵消罪恶，今天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不过是对中华民族的赎罪和争取“执政合法性”罢了。马列主义是使中国社会走上“弃善从恶”之路的罪魁祸首，因此，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消退之日才是中华民族腾飞之时。
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俄罗斯之所以能坚定地转型为民主制，是以其人民对斯大林暴行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对马列主义的坚决否定，对极权制的坚定放弃为前提条件的。正所谓：不破不立，在立国的基础奠定和稳固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就会一种方向明确的渐进变革。尽管人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权力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总统由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公民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不能连任两届的规定，使得总统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也不可能成为斯大林。在新制度下，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受强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在现有的法律框架里，极权只能是有限的，因为没有绝对权力聚敛的基础。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都表明，政府不能不是有限政府。这是一个不会再出现克格勃半夜敲门和大清洗的国家。即使总统拥有君王般的权力，他也是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下的君王，他的铁腕只能是法律认可的铁腕，是受到在野党和社会制约的铁腕。世界上所有的权力相对而言都是集中的，是垂直领导，条块结构的权力模式。民主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没有俄罗斯变革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国的改革方向不明确是盲目的。无章可循，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是哪里，甚至是到底会走到哪里，到底想走到那里，都不清楚。如同乡下农民说的“脚踩西瓜皮，滑到那里是那里”，如果是慢慢地往火坑里走，这样的渐进无论是怎么个渐法，都形同慢性自杀。
2、否定之否定
从静态上看，制度演进的方向是由统治集团和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决定的，而强势集团之所以能够决定制度演进的方向，又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取国家政权的支持，或通过赎买，或通过强制。而民主无疑是对统治者进行约束，有人称之为“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只有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人民群众才能避免被统治者伤害，所以人民群众一直都盼望能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可怎样才能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呢？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让统治者自己走进笼子；古代的和现代的专制者都是为一己之私而负天下，利令智昏，没有自制自觉的智慧，要专制者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统治者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所以，必须要有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足够强大的力量。由于是对抗，必然有暴力和混乱，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历史证明任何改良和改革都是被迫的。我们致力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是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要求：中共必须兑现1948年通过其党报对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提出的民主政治的倡议和诺言，“按过去方针办”（毛泽东）。
现在有些人认为，由于世俗化的冲击，青年学生一代已经相当程度地非政治化。而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获利阶层，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在态度上脱激进化，温和化是知识分子的主流。他们在渐进改革中看到自己的前途，也看到民族的长远利益。由于知识分子已经温和化与非意识形态化，运用意识形态的使命感动员民众，并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与民众结合成反体制的政治力量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这是“稳定压倒一切”高压政策下政治低参与的目的和结果。并没有认识到这只是表面现象，这表面温和其本质如孔子云：“尧舜以德治天下民从之，桀纣以暴治天下民也从之”。民何以从之，是水性之故。根据对立统一的观点在强权政治下必然有对立势力的存在，这种对立势力比较弱时针对强权政治表现的不是正面冲突，而是水性的“柔顺”“下流”以示弱，作用是麻痹、腐蚀。与其受强权压迫不如用吃喝嫖赌贿赂进行腐化，同归于尽。“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无有入无间”《道德经》。所以，贿赂成了办事之必须，哪个地方没有“小红楼”呢？社会偷抢哄骗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全民腐败”。
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人并未认识到“全民腐败”内在潜在的势能和意味着什么？腐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幸事！！而新生的民主政治力量已经形成。伊拉克战争的启示，多数人只看到美国武器装备的先进及其战术的运用，是这场战争取胜的主要因素。而伊拉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受强权政治压迫的人民认为美国是解放者采取旁观的姿态。在长期强权政治压迫下，人民顺随以至“下流”不断地麻痹腐蚀强权。萨达姆不习“水性”在人民百分之百的选举支持假象的麻痹下，狂妄自大，以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可以一决胜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美国军队入侵时萨达姆几个师的部队自行消失，有多少人会为独裁政治卖命呢？
人民顺势而为，袖手旁观，同归于尽。历史上没有哪个腐败的政权能长期统治下去，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是被这“下流”之势所冲垮。中国盛行公款吃喝风，公款旅游风，索贿要贿风，买官要官风，集体贪污风、嫖娼风，赌博风，浮夸风，形象政绩风，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而来”，“下流”势不可挡。
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马列主义者（包括马列本人）并没有充分理解和熟练掌握“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三大规律，因此也不可能认清马列主义的自相矛盾和自觉地运用三大规律。当马列主义者经过铁和血的争夺最终取得政权之后，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三大规律，就已经在起作用，在取得政权之后所谓的无产阶级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夺天下与治天下是有质的区别，同时在其内部就会产生新的对立统一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由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如果要超越民主制超越资本主义，否定之否定律必然要求马列主义者们进行一次否定，进行从革命政党向比民主制和资本主义更加民主的政党转变。而马列主义者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发展趋势和结果世人已见分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政治高压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受到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因果规律、中成极反律和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的作用下，势必形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结果。由经济原因的诱发，无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在东欧马列主义国家自觉而自发地暴发了，这是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非常真实而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因果规律的因果报应。
马列主义者不能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自我，只有被否定或被迫进行一次否定。历史不在意你的动机如何，不在意是不是马列主义，在意的是否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是否顺应民心的功过成败。
中华民族复兴不是马列主义的振兴，也不是共产党的振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的同时阴消阳长此起彼落，伴随着马列主义的衰落，伴随着共产党的衰落，这是客观规律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言：未来中国必将发生一场“否定之否定”的巨变。这不仅仅在于我们对上述几个规律的认识，也在于张宏宝先生修宪八项动议给我们的明示。
当前中国存在这三大层次的矛盾：
第一层次矛盾：（1、马列主义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2、马列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趋势之间的矛盾。
第二层次矛盾：（1、极权制与全社会之间的矛盾，（2、极权制与国家统一之间的矛盾。
第三层次矛盾：（1、贫富矛盾，（2、城乡矛盾，（3、沿海与内地矛盾，从这三个层次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发展强大和长治久安的三大障碍（三座大山），一是马列主义，二是极权制，三是官僚集团。
同时我们也看出冲破这三大障碍的四大趋势，一是人类文化发展趋势，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趋势，三是全国人民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愿望和要求的趋势，四是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变化引起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趋势。
我们透过“六四”的喋血和“九九法难”，回顾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给我们以启示：“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後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进”的手段对付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历史和现实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是世纪交替之初，同样是极权制，同样是“垂帘听政”，同样是制度性腐败，同样是签定许多领土条约，同样是通过经济改革（洋务运动，科技救国）增强国力维持统治地位，同样是有海外民主政治势力，同样是整个中国全民族的一切智慧和精英，都集中到体制的变与不变这一目标上。历史！难道不会有相似的发展趋势和演变进程吗？客观规律！难道会以一人、一家、一党的意志为转移吗？一场社会巨变难道可以避免得了吗？！谁能阻挡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神5、神6能吗？）
现在中国的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已经壮大起来，这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工农结合比任何时期都好，有组织化的苗头和趋势。他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已经开始觉悟起来必将成为第二次民主浪潮和社会巨变的主力军。一旦出现比“非典”更大的疫病大流行和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外敌入侵的突发性的外在因素，内外部变异力量便会借此“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低政治参与条件下特有的“低频高强度”的或是比文革更加“造反有理”的社会动荡就势不可挡。到那时，一切都晚了，人们早已经把极权政权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功德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沙漠上的大厦岂有不倒之理？因此，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科技救国”而是“制度救国”的问题。
3、“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谋势、布局要具有“柔性、韧性、弹性、潜藏、扼要、灵活”这六个特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时变法移，乘机变势，驾驭态势，牢牢掌握主动权，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旺相态势之中。善于用兵作战和竞争的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由于是否运用“神势”，即神化莫测的计谋所造成的兵势。能运用神势的，他的国家和集团才能昌盛，不能运用神势的，他的国家和团集就要败亡”（《五行新论》、张宏宝）。
随着冷战的终结，被美苏两极对抗所掩盖的各种民族、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突然爆发出来，地区冲突不断，战争频仍。民主制与极权制又在新旧更替的变化情况下形成强弱对立态势。
美国为维持和强化其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独霸地位，将其战略重点也作出调整，即从一个重点（欧洲）调整为两个（欧洲和亚太地区），奉行双遏制政策：在欧洲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在亚太地区遏止其他地区大国的兴起。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迥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加。美国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将是美国在21世纪初最危险的潜在威胁”,
将直接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此，即使没有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方面的分歧，中国也很自然地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打压对象，更何况还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方面的分歧呢！如果因为有美国的打压而对民主制产生偏见，否定民主制而继续坚持极权制，那就未免太狭隘和太意气用事了。近来中美关系有些紧张，人们担心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善于指挥作战和竞争的人，讲求势的运用。”(五行新论。张宏宝)。现在对善于竞争的强势民族和国家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因此，美国处在民主制的强盛时期，它对任何国家基本上没有领土要求。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并乘势而为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正是民主制处于旺盛时期，所以，美国在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节节胜利，如果再来一次韩战、越战同样会胜利，这就是态势规律的内在作用。
极权制国家取得一个阶段突飞猛进的经济成就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秦始皇不统一中国，不可能建造与埃及金字塔媲美的万里长城。希特勒在第三帝国初期阶段，他的某些经济措施一度使得德国经济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泥潭，也因此以极富有煽动性的群众运动而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苏联也曾经创造出人造卫星、载人航天等辉煌的经济成就。根据阴阳根本律的阴阳互根的原理，人类文化发展潮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趋势，才是中国当前的取得经济成就内在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明白这内在的根本原因，（1、执政者容易狂妄自大，（2、世人对这种经济现象百思不解。在甲午战争前中国也有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科技救国)，中国的国力不逊于日本，军力不逊于日本。甲午战争为什么会输？中国输在哪里？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中国输在制度的腐败。
问题是在这种极权制度下，再强大的实力再强调爱国，还是会有叶志超之流官路亨通，还是有个谁也管不到的垂帘听政的“老佛爷”，把一人、一家、一党的利益放在全民族利益之上，中国能赢得了未来吗？
在二战前后阴阳击搏中，极权制回光返照的旺相时期，共产主义国家该成立的当成立了，在其消下运行的过程中，未成立的也就很难成立了。这是事物运行发展的时空效应，时空效应的长短是与这类事物能量形态大小有相应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马列主义政党在许多国家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事物的这种时空效应就是蛹动螺旋律、中成极反律和态势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和趋势中起着决定作用。那么在民主制的强盛时期，由极权制转型民主制最易成功，过了这个时空点就很难成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中国在这个时空点没有转型为民主制国家，必将会在今后爆发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即下一轮的民主制与极权制对立冲突中，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中华民族“在劫难逃”！
中国是唯一的极权制大国而且存在着产生“希特勒”的条件：长期的极权传统和普遍的愚忠思想及其迅速抬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民主制与极权制新一轮冲突情况下，由于外部压力和国内各种矛盾，中国必将会象文革时期那样更加极权，极有可能再次产生“希特勒”之类的人物，这将给中华民族和人类本身及其人类社会文明造成严重的危害（还真要兑现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的预言）。我们为中华民族生存昌盛计，根据天华（麒麟）哲学阴阳根本律中阴阳转化的两种基本方式，人为的转化方式，通过斗争、突变、和平演变、渐变等手段使中国完成向民主制的转变，使得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处于阳极状态，进而在民主制内部产生分化，形成新的对立统一的世界新格局，这样中国可免于首当其冲、免于成为众矢之的，免于自我毁灭。
“警惕二十一世纪的‘希特勒’（恐怖大魔王）出现是人类应该注意的问题，而要想阻止上个世纪的灾难重演并不是不可能的。从原则上说，人类应该清醒地把握住历史上升的必然规律，认识到文明进步将越来越需要宽容、平等、自由，排斥专制、强权、暴力，从而制止造就希特勒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思想条件的出现。这也就是历史必然规律的展开采取和平、民主的文明形式，从而使偶然的历史不是有害而是有益于仅有短暂生命的各个个体和将有长远前景的各个民族”。
因此，要求中国必须实现自由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的要求----“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民主政治，势不可挡！
写于2005.10.8
